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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经济决策亟待卸下保增长的套儿0遵义

2022-07-22

政府经济决策亟待卸下“保增长”的套儿

既然经济增长是一种内生性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那么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既要重视短期经济指标所释放的信号,更应在尊重经济增长规律的前提下着力做好增长动力切换与产业升级两项工作,以期求得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拨开“保增长”的迷雾。

当中国经济在4月份的放缓幅度远超预期时,由央行开启的经济政策适时微调便成为应然之选。

不过,笔者不同意外媒关于中国经济已经丧失增长动能之说,尽管即期经济指标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着这种判断。例如,表面来看,工业增加值4月份同比增长9.3%的数据确实不太难看,进口同比增长0.3%的成绩与过往动辄超过20%的指标相比显得比较寒碜。至于固定资产投资与信贷投放等其他经济指标不同程度的下滑似乎昭示着中国经济遭遇“倒春寒”。但若仅凭上述几个指标就得出中国经济已经失去增长动能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实际上,中国经济根本不缺内生性增长的动力储备,只是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营商禀赋与投资热情的释放,使得中国经济要摆脱现有增长路径的依赖面临着太多的约束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转型的成本。而当政府对蕴藏极大系统性风险的房地产领域持续展开冷却行动时,某种程度上患有房地产投资依赖症的中国经济出现短期放缓势成必然;加上外部需求的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便成为政策调整的显性结果。何况4月份的经济数据也有积极的一面,例如,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3.4%,低于3月的3.6%,也低于政府为今年全年设定的4%的通胀目标,使得政府保持着后续货币政策微调的行为空间。

笔者认为,既然经济增长是一种内生性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那么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就不必过于看重短期经济指标所释放的信号。换句话说,即便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7%,政府也不必对之反应过度。

从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发展周期来看,无论是英、法、德还是美、日等工业化国家,即便在其拥有全球范围内低成本配置资源能力的黄金发展时期,也很难做到连续3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如今,工业化国家尽管可以做到在经济制度完善之后着力提升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但增长动力下滑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作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其对经济增长的期待是在稳住金融基本面之后,力图通过正在进行的第三轮超级产业革命来获得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连美国自己也对此恐怕也没有太大的把握;至于深受欧债危机煎熬的欧元区,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防止希腊脱离欧元区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局性失控;日本的经济算盘则是通过中日韩经济与贸易一体化以及本身的技术进步,尽快使本国经济摆脱“五万亿美元陷阱”。同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与美欧与日本经济高度联动的中国经济也不可能是天外来客。何况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正在进行的经济战略转型本身也需要超越速度与激情,回归到理性经济增长的常态。

从支撑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动力来看,中国自1980年以来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周期告一段落,进而回归到6%-7%的中等增速区间,应该是最正常不过的常态了。何况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跃上了6万亿美元的台阶,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所需要的资源增量肯定大大超过十年的数字。假如在2016年前后,中国经济规模达到10万亿美元,届时中国断不至于再提8%的口号了。

假如增长质量能够逐年提高,7%的增速又有什么可担忧的?中国理应从现在开始就做好适应中等速度增长的政策与心理准备。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有关市场参与主体,其经济工作与经济行为的着力点不应偏好于一时或者局部经济指标的波动。而应在尊重经济增长规律的前提下着力做好增长动力切换与产业升级两项工作,以期求得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拨开“保增长”的迷雾。

30年来,中国经济政策的演绎一直没有跳开凯恩斯主义的范畴,这并非否定凯恩斯主义在特定时期的工具价值,而是强调像中国这样经济结构复杂、国情独特且没有太多先行经验可资借鉴的超级新兴经济体,是需要适时总结过往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以找到一条真正契合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路径。或者说,中国在探索后起大国优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过程中,需要且应该对宏观经济增长理论有新的贡献。而在此之前,首先需要拨开的就是“保增长”的迷雾。因为“保增长”本身就是一种次优的政策选择,是在经济增长内生性动力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进行“热启动”的相关政策安排,其政策实施效果尽管可以达到短期内的经济提振作用,但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不仅有可能吞噬“保”来的成果,还会加剧已有的经济失衡以及经济沉疴的愈积愈深;深层次的后果还在于牺牲经济转型难得的时间窗口,增加经济转型的刚性成本。

拨开“保增长”迷雾额钥匙掌握在政府手里。其实,政府业已启动的相关改革已经为经济实现有效增长提供了不少前期准备,只是现有力度远远不够。政府目前切实需要推进的,除了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多干预之外,更要尽快降低关键领域投资的准入门槛,以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这是确保经济获得持续增长动力的第一步。政府需要做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在全面启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上,以减税与适度的政府转移支付为先导,尽快建立真正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广大底层民众的后顾之忧。再次,政府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理应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前瞻性的技术的投入,力争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与产业升级的早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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